“显”字原是元代之后对亡者的敬称。元以前贵族使用“皇考”“皇妣”来称父母，元朝为避“大一统”名号，改用“显”替代“皇”。
这个“显”不是“显达”的意思，而是“光明正大、名号明确”之义。比如“显妣李氏”中的“显”，说明这位母亲是正宗的、被族谱承认的已故长辈女性。
关于它的用法，现代有些碑文上直接写“显考先父张某某”，其实多此一举，“显”与“先”功能重叠。
“先”字含有时间上的顺序含义，引申到家庭中，便是“先逝世者”。“先父”“先母”就是“已故的父亲、母亲”。这个称谓是对亡者的基本尊称，不带褒贬不含等级，是中性敬词。
“考”和“妣”则专用于对父母的称谓。“考”字来自《礼记》：人活着叫父亲，去世后称“考”。而“妣”则是“媲”的通假字，专指亡母。
《周礼·春官》：“大宗之祭，以妣配考。”讲的就是先祖祭祀中母亲配享父亲。所以“考妣”只能用于自己父母，不得对祖辈、叔辈称呼。
这些词不能混用，也不能重复出现。例如，“故考”、“显考”、“先考”、“考”四者应选其一，不能叠加。
可现实中有人一不小心写成“故显先考府君张公”，这就等于把“去世的、光荣的、逝世时间早的、男性长辈的、尊称”的五层意思全堆上去，看似庄重，实则语义重复。
在传统规范中，一块标准墓碑上称谓应为：“显考张府君讳某”，或“先妣李氏”。多一个字，失之冗赘；少一个字，失之失礼。
古人立碑比写论文还讲究，连谁能署名都有规矩
一块墓碑不仅写死者，更写生者。谁写的、怎么写、站在哪个角度写，这些都不是随意发挥的事。
古代有一整套关于“立碑人”“署名顺序”“身份角色”的书写规定，严密得像现代一场高规格的家族会议记录。
首先是“立碑人”的排序问题。，如果死者有嫡长子，则其他庶子不能署名前置。所以常见碑文“孝男某、孝男次某、孝男季某”，这不是凑数，是在尊卑上做工夫。
再者，子女以外不能署“孝”字。堂兄弟、外甥、孙辈如参书碑文，只能署“哀男”“哀孙”“悼外孙”，不能僭称“孝男”。这叫“礼不越等”。
“府君”一词，是常见于男性墓主的敬称。原意为“太守”，后来逐渐通用于成年亡者，表示对男性的庄重称谓。若墓主无官职，亦可称“处士”，意为“在野的有学识之士”。
女性墓主则常称“孺人”“恭人”“宜人”，皆为女性封号等级。孺人为基层，恭人为中等，宜人为高阶。古代文献中多见“张孺人”“李宜人”，均属社会认可身份的表现。
一些碑文中还带“诰命”字样，说明此女性生前有朝廷封赠，比如“诰命夫人李氏”，就相当于现代“部级干部遗属”。若死者无封号，也不得自封，否则是僭越。
碑文书写格式自唐代成熟，宋代形成范式。北宋欧阳修开篇先写“呜呼”，次写“讳、字、生年、籍贯、官职”，继而述德，最后为“铭曰”。这套格式被沿用至清代不改。
尤其重要的是：“不得自书墓志铭”曾一度为礼教所忌。但宋代以后，部分名士开始“预立志铭”。比如南宋宰相赵鼎，自撰《涪陵赵氏家志》，开篇就写“吾既老，铭亦预”。
这显示出古人对身后事的高度自觉和文化认知。立碑不只是纪念，是仪式、是身份、是伦理结构的一次“刻石”。
一块墓碑三代纠纷，这事古人早就防过了
古代家族中若立碑不慎，轻则被亲戚指责，重则引发法律诉讼。浙江余姚记载过一起碑文引发的“孝序之争”：因庶子抢在嫡长子之前刻名，引发家族纠纷，甚至惊动地方官出面调停。
这种事，古人不是没考虑过。为了防止事后争讼，清代江南一带家族墓碑多请“外书者”操笔，且书写前必请族老、公议长辈定稿。
碑文定稿后，尚需三次校阅：语义重复需删，辈分混乱需改，句式不整需润。最后再由书法工匠上碑。
而今许多农村家族修祖坟时，动辄出现“复制粘贴式碑文”：同一村十块碑上文字雷同，有的碑上甚至把“老孺人”直接错刻为“老主人”，一字之差，误意百出。
最典型的误用例子，某地一块碑文写道：“显考张公老大人先父府君讳某”。这十七字中，“显考”“先父”“府君”三词同义反复， “张公”与“府君”冲突，几乎全是套话重复。
而宋代士人则非常讲究文法规范与节制称谓。比如司马光墓志铭就极为简洁：“显考讳光。”接下去就是详细交代其“为官三十载，治政清明”，重点放在政绩与德行。
从古至今，墓碑并非冷冰器物，而是活的文化表达。它讲的是身份、规矩、敬意，也是留给后人观照礼教的一面镜子。
碑文不长，分寸极严。一字之差，或为孝；一词误用，失之悖礼。孝顺不在金银棺椁，而在刻石之间一笔不苟。
参考资料：
简论父、祖墓碑的碑文.决策探索.2018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